溫州借貸危機的主要根源有兩個：一是地方融資平臺違約風險凸顯后債權型資金避險情緒的上升，二是溫州經濟的脆弱性。二者都和過度負債有關。
據21世紀經濟報導10月29日報導，關於溫州借貸危機的根源，有很多流行的說法。可以說，近年來很少有一個事件能像溫州借貸危機這樣出現如此之多的解釋。這些說法包括貨幣政策過緊、中小企業融資難、民營經濟受歧視、生產成本上升快等。上述問題除貨幣政策過緊之外都是存在的，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制約，非常值得關注，不過他們都和溫州借貸危機沒有太密切的聯系。這些因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溫州借貸危機的爆發，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不是危機的主要根源。因為這些都是全國性的現象，而不是溫州所特有。溫州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所占比重的確比較大，但珠江三角洲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也不少，為什么唯獨溫州出了問題？
溫州借貸危機的主要根源有兩個：一是地方融資平臺違約風險凸顯后債權型資金避險情緒的上升，二是溫州經濟的脆弱性。二者都和過度負債有關，其中地方融資平臺違約風險凸顯，是因為某些地方政府的過度負債，溫州經濟的脆弱性則是因為部分溫州企業的過度負債。其本質與目前愈演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以及三四年前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并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在程度上、規模上有所差距。
溫州的民間借貸十分發達。既然某些地方融資平臺都可能出現債務違約，那么民間借貸主體的違約風險更加不容忽視。民間借貸資金提供者也會和債券持有人一樣，用腳投票，減少風險。債券持有人拋出債券后仍然有人接盤，債券不會提前到期；而民間借貸資金提供者可以要求提前收回資金，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非常大。二者都在9月份達到高潮。二級市場上地方融資平臺債券的價格在9月份跌幅最大，特別是9月份最後幾天；而溫州借貸危機的標志性事件，即信泰集團老板跑路，也發生在9月下旬。
溫州本身在融資平臺方面沒有多大規模，但是不少溫州企業在負債方面比較積極，對於經濟形勢變化的抵御能力較差。比如信泰集團本來是眼鏡大王，但在2008年大舉進入光伏產業，后為謀求光伏業務上市，不惜代價借款投資。隨著全球光伏產業遭遇低迷期，資金鏈就難以維系。企業之間的互相擔保更是容易讓問題蔓延。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企業則更加謹慎一些。根據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有53%的珠三角小企業從未用過任何外部融資，更多的是靠企業多年的積累來持續經營。
通過借錢進軍房地產是一條更為危險的過度負債路徑。除了民營經濟之都，溫州有兩個不太好聽的名聲：一個是威震全國的溫州炒房團，一個是國內第一的溫州房價。溫州市內新開樓盤很多都在四萬元每平方米以上，下面縣城如瑞安的房價也能普遍超過三萬元。如果說溫州房價比北京、上海核心區域房價還有一點差距，那么溫州郊縣房價之高則是全國無有出其右者。
房地產投機之所以熱是因為過去的暴利。在房地產市場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溫州人大筆投資房地產的確顯示了他們敏銳的嗅覺、罕見的膽識，也取得了他們應得的利潤。不過隨著房價越來越超過普通民眾的承受水平，投資變成了投機。令人遺憾的是，初期的投機仍然收獲了暴利，投機之風更加盛行，甚至實業都成為融資的工具。今年以來，隨著調控政策的深入，房價不再飛漲，房地產投機面臨不賺反虧的局面。這也是資金鏈緊張的一個原因。
溫州之於中國，仿若希臘之於歐洲。救還是不救，爭議很大。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是一個區域性的危機，還是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溫州經濟具有特殊的脆弱性，溫州GDP也只占全國很低比重，這都體現了問題的區域性。除此之外，還應看到，溫州借貸危機和地方融資平臺違約風險凸顯都是全國性債務擴張的負面影響的集中體現，具有全局性意義。2009年以來，我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造成人民幣貸款年末余額相對GDP的比例從2008年的96.6%上升到2010年的120.4%，M2年末余額與GDP的比例從2008年的151.3%上升到2010年的182.4%，使得該比例在本已遙遙領先世界其它經濟體的位置上進一步大幅攀升。
溫州借貸危機發生后，各級政府迅速行動，國務院及部委領導深入調研，有效地穩定了局勢，避免了危機的進一步傳染。但是在全球經濟面臨較長低潮期、國內房地產市場不得不調整的情況下，如何消化前期的負債擴張則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挑戰。若想走出困局，深化改革是必經之路。